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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嘉評 | 11th May 2007 | 時事評論 | (236 Read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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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布局始終是曾蔭權政府的核心議題,三司人選維持不變,許仕仁、唐英年及黃仁龍繼續掌管政務、財政與律政,是可以預期的安排,早於上個月初,筆者已經縷析過為何許仕仁仍將是政務司司長。其實,局長人選也不為﹐最令曾蔭權頭痛。要打造以民意為本的政府談何容易,講概念可以頭頭是道,但做起來是另一回事,像皇后碼頭拆遷事件就極具啟發性。

去年末的天星碼頭鐘樓事件,對政府原有的諮詢制度帶來史無前例的衝擊,迫使政府重新構思未來的制度性改革。走出第一步,就是吸納年輕一代的文化保育活躍人士入古物諮詢委員會,好讓民間意見得以表達及宣洩,勢估不到在古諮會的評級會議之中,高舉「集體回憶」新價值觀的委員,一舉擊敗建制派,成功通過將皇后碼頭列作一級歷史建築。同一時間,那邊廂,立法會公務工程小組委員會討論皇后碼頭應否保存,政府被迫撤回五千萬元搞拆卸重置的撥款申請,場面好不尷尬,更備受各派議員的揶揄,認為處事欠周詳。「民意」面前,官員只能用「忍」字訣調理心情。

皇后碼頭事件凸顯新政府面對的挑戰難度有多高。原來的諮詢過程的程序理性,因為要吸納更多的民間意見,而面臨重整,但官員早已習慣傳統的一套,而且民意來自四面八方,情況多變兼時有突變,拿捏不準,隨時陷入泥淖難以脫身。

未來發展局主管保育政策,局長及署長兩匹千里馬何處尋?